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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知识分子谈话的时候,一边盼望黑暗时代赶快结束,一边努力不去想这个事实:那几十万已经经历过这场战争和“恢复新领土”进程的男男女女,他们有几百万个孩子。这几百万个孩子觉得他们的父母在从事英勇的事业。他们真诚地这么认为,因为这是他们的父母,他们不可能是魔鬼。这几百万个孩子在9月1日系上国旗三色领巾,和父母看一样的电视节目,听父亲们讲打“乌克萝”的故事,途径被摧毁的马里乌波尔,去克里米亚度假(有的和父亲一起,有的已经没了父亲)。
如果我们想在战后开始讨论社会忏悔,我们得等到这些孩子长大,生下新的孩子,然后才能告诉这些(目前尚未出生的)孩子,他们的祖辈干下了不光彩的行径。祖辈的事情听起来比父辈的要容易些。内部自觉,而非外来强加的忏悔在德国是从1970年代才开始的——那正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孩子的孩子长大之时。
所以说,也许到2040年代末,才能开始和老百姓讨论俄罗斯社会因这场战争而遭受的真正损失。至少,老百姓中的一些人会真的听进去。顺带一提,到那个时候,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工作的那批教师的职业生涯才最终结束。